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1-10
芬雷為《打邊爐》特約撰文
為什么搬家最先扔掉的是畫冊？太重了唄。書到搬時方恨重，畫冊是重中之重。作為書籍的一種，畫冊似乎已經脫離了日常的閱讀。你很難想象在旅行途中帶上幾本畫冊，那會讓你的旅行變成一項體育運動。編畫冊的人也許早就明白了這一點，他們相當成功地將閱讀變成一項不得不在咖啡桌上完成的尬聊工作，這也使得所有畫冊看起來都像是高級一點的產品手冊。更何況大多數還是免費送的。“花了不少錢”，“裝幀非常精美”，“印刷特別專業”……這三句幾乎可以通用所有畫冊的話最終換來的或許只是一句最實在的話：“可以賣點錢。”因為在收廢品大叔眼里，扔掉的書籍總是免不了秤一秤的命運。
畫冊的制作已然落入事務性的套路之中，這多少說明某些圖像生產的工作正在接受一種扁平化的管理，尤其我們把畫冊當成藝術家個人與藝術機構（也許還包括藏家、策展人、評論人等）之間重要溝通和展示媒介的時候。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個人和藝術機構，像印制名片一樣印制畫冊，仿佛畫冊是他們必須完成的社交作業，而一個藝術家只有在印制自己第一本畫冊的時候才好意思說自己是社會人。然而事實并不如你所意？畫冊之所以遭到持有者的不公正待遇，除了莫名其妙的重以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在于它的扁平化編制取消了兩項比較重要的工作：一是藝術家個人的自我梳理，一是藝術機構的整理研究。
面對這樣的工作，藝術家的理由看似是令人信服的，他們會說：“對不起，我是處理圖像的，不負責處理文字。”可不是嗎？你也可以不負責說話和行走。而藝術機構的理由是沒有理由，因為藏家的錢袋不需要解釋，作品本身就是能歌善舞的數字，看它們表演就可以了，別說話。在這種局勢左右之下，畫冊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種展覽中最庸常的陳列方式被一股腦兒地加工生產著，那就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好隊，聽指揮，別說話。面對觀眾、讀者，我們進入了一種“誰也說不好，不如讓他們自己挑”的投機邏輯之中，其他的就看運（chǎo）作了。沒毛病吧，這有什么問題呢？你難道指望一本畫冊的出版引發一場已故境外詩人馬拉美所說的“書本的革命”嗎？簡直是白日做夢！
做本書而已，還是不談革命了吧。德國畫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有句話說的好，他說：“畫畫與思想毫無關系。當我畫畫時，畫面就是我的思想。作為一種語言、作為一種調節方式的思想，只在事件發生之前或之后運作。”而畫冊就是他所說事件及其前后思想運作的總體呈現。藝術家在面對自己畫冊的時候，可以感受到那些畫面在竊竊私語。只要書籍仍在，窸窣之聲就不會停歇。他時不時還要調整自己思想的身姿，隨時等待著重新加入它們的談話。這是一個事件持續發生的場所，哪怕其中真實發生的只是充滿灰燼氣息的見證。“快來吧，火焰！”也許這才是值得我們對畫冊說出的那句行話。
就像展覽需要策展人一樣，書籍需要編輯。很多時候圖冊印刷品牌，正是一種編輯意識，而不是作者意識圖冊印刷品牌，將畫冊這種媒介推向了不一樣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書籍和展覽從來不是一個專有的空間，更不是封閉的空間，而是一個開放的空間。藝術家個人與藝術機構，需要在這個空間地帶與他人展開共同協作。在這一點上，做畫冊和做展覽幾乎是一致的，但是作為書籍而言，畫冊和展覽又各有不同。要知道觀眾所處的展廳環境和讀者所處的生活環境全然有別，我們有必要去探討不同場景中人們分享、傳播和參與機制的問題。無論如何，畫冊的制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和藝術機構已經認識到，畫冊可以作為藝術家思想運作和藝術空間展覽運作的延伸，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擴展”（擴充展覽）方式，特別是書的傳播從來都比展覽的傳播更為長效。
當然了，畫冊也分很多種。我相信扔掉的大多數都是社交類型的畫冊，就跟你不知道為什么就有了那么多毫無用處的名片一樣，你總會擁有一些毫無閱覽趣味的畫冊。“可以賣點錢”，你腦中閃現收廢品大叔稱重的身影。畫冊八成會熬到紙書死亡的那一天然后說自己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一個。除此之外，還有工作類型的畫冊。一些可做可不做的活動加上可有可無的展覽，按照工作前后的縱線或者關鍵詞邏輯的橫線編輯成書，然后再用一種散發著機構特有刺鼻氣味的紙張裝訂成冊，很大很厚很重，你不可能說沒有任何紀念意義吧，畢竟花了不少錢，也“可以賣點錢”，你腦中再次閃現收廢品大叔稱重的身影。這些身影或許是真正的圖像無產階級，它們將對一切圖像進行稱重，直到發現有一些圖像即便秤砣的繩線壓過最高的稱星依然不可計量的時候，圖像才會從秤重的生意當中滑脫。而對于那些編制畫冊的人來說，在編輯制作之前也許可以事先秤一秤某種無形的重量，這可能會讓未來的畫冊更輕或更有分量。
我最近一次認識到畫冊的重要性，是去年訪問法國第戎 Le Consortium 當代藝術中心的時候。這家創辦于1977年的藝術機構于1993年創辦了一家出版社，目的是為了陪伴每一位藝術家，持續地制造分享的契機，就像機構創始人之一格扎維埃·杜魯（Xavier Douroux，已于去年6月去世）在一篇訪談中所說：這個契機持續地將藝術轉化為一種可測量、可傳播、可延伸的政治性經驗，畢竟單純停留在藝術自己的領域并不能讓足夠多的人參與進來。這家出版社就是后來法國乃至歐洲最重要的藝術書籍出版社：真實出版社（Les Presses du réel）。格扎維埃的話提醒了我，藝術在今天正在成為藝術家個人工作以及藝術機構運作的延伸和擴展經驗本身，而畫冊就是這一延伸和擴展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每一本所帶來的經驗都不盡相同。就像格扎維埃所說，“我們從未想過成為某種示范，但我們總是在嘗試新的經驗”。
芬雷是潑先生發起人之一，記述電影聯合發起人，圖書出版品牌“拜德雅”合伙人。2015年策劃“居伊·德波電影周”（杭州），2016年聯合策展第11屆上海雙年展城市項目“谷神變”，2018年聯合策展“方志小說：駐村寫作聯展”（安徽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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